值得玩味的是，美国驻华使领馆还特别对这个协调员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反腐败协调员将带领美国国务院实施美国反腐败战略。

她认为：和谐不能是人与生俱来的状态，相反是人需要修炼以后才能达到，甚至修炼以后也未必能达到的境界。在1984年，联合国大会第39/11号决议通过《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

联合国大会于1978年通过《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确认了每个国家和个人都享有过和平生活的权利。总的来说，关于和平权能否成为一项权能完整的具有独立的人权保护价值的基本人权，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都存在一定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但总的来说，随着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的面世，和平权在法理上的正当性基本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在制度上来有效落实和平权的实现义务和责任。（一）和平权属于生存权、人格权的范畴 关于和平权的权利属性，是一种新兴的人权，还是可以归入到传统基本权利分类框架中，对于这个问题在法理层面国际国内都有一定的讨论。自2013年2月18日该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平权利宣言》的审议工作先后历经了四届工作组审议会议。在现代宪法上以国家和政府作为义务和责任主体而存在的基本人权或者公民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主体公民或自然人来说，自身有时并不能真实感知享有某种基本权利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基本人权的权利构造与民事权利的权利构造是不一样的。

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条款确认了和平权的法理正当性。邱本教授从人权发展的历史维度强调指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其是一个不断从不和谐社会向和谐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00页。

(73)集体法益主要为社会制度法益与环境法益，虽然它们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这种抽象性必须是可被把握的。(78)外来物种的入侵不仅会破坏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引发生物安全问题，而且还会给入侵地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⑨亦即，在保护集体法益的场合中，为了避免因规定过于抽象而对人们的自由造成不当限制，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才会损害到集体法益，从而需要刑法的介入之问题。(107)参见[英]安德鲁·冯·赫尔希：《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

我们需要根据行为人具体经营的且被限制买卖的物品的性质对非法经营罪所指涉的法益进行性质判断。(71)然而，一方面，如前所述，所谓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并非适格的集体法益。

(12)比如，立法为保护财产所设立的对物的使用权，或者它所保护的人的意志活动自由，都不是有形有体的对象，但是，它们的确是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还是在说行为人的行为和法益侵害之间没有条件关系。如果没有可查禁盗版并保障著作权人利益的知识产权制度，那么，创作者就可能选择不创作，社会上的文化产品就会因此而减少。蓝学友：《规制抽象危险犯的新路径：双层法益与比例原则的融合》，《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46页。

比如，在理论上，人们经常以应否禁止深夜在街头吹口哨的行为为例来说明累积效应的真实性的重要意义。(58)如果我们用刑罚来惩罚危害性极其轻微的累积危险行为，则有对此类行为反应过度之嫌。(69)因此，如果与被限制的自由相比，被纳入刑法保护范围的集体法益不够重大，则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及比例原则的要求，存在过度限制个人自由的风险。理由有：第一，如果法律不制裁某个行为，那么，人们是否就会大量地实施这种行为，从而造成破坏性后果？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无法判定这种行为是否不法。

(82)参见郭智安：《累积危险行为于构成要件上的意义》，台湾大学法律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9页。(91)一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赵春华3年6个月有期徒刑。

笔者认为，我们对集体法益犯罪的司法异化现象的矫正仍需结合集体法益犯罪的构成要件特点。上述认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不当行为都不会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只有当危险行为被持续且大量实施时，才能使集体法益的功能受到损害，即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真正地动摇集体法益的根基。四、集体法益刑法保护原理的实践展开 近年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两方面所存在的诸多争议都与该问题息息相关。这是笔者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当然是立法对近年来被媒体频繁爆出的冒名顶替上大学案件所作出的回应。集体法益还原论的路径存在瑕疵，保证所制裁的行为属于立法所规制的累积危险行为才是矫正司法异化现象的关键。人们主观上认为不存在危险，即人们对法益不会受到侵害的状态的信赖。

对于个人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由于对个人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断以及对禁止行为的确定都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刑法设立规范来保护个人法益是相对容易的。质言之，法益侵害是因事实原因而未被特定化，而非逻辑上无法被特定化，因此，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在本质上仍属于对个人法益的保护的提前介入而已。

行为人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或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其行为才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立法就是因我国当前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而被制定的。

例如，对于货币制度来说，伪造、变造货币的行为以及使用假币等行为都属于累积危险行为，所以，我国《刑法》将这些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经鉴定，该鹦鹉系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

(41)参见张志钢：《论累积犯的法理——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64页。否则，当行政管理秩序作为法益或前置法益被侵害之后，我们再通过所谓的还原论或者双层法益的层层设置来对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只会徒增行为被入罪的风险。(53)参见张志钢：《论累积犯的法理——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71页。(43)以伪造货币罪为例，伪造货币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是，该行为透过对行为规范的违反，动摇大众对货币制度的信赖，使大众不再使用货币制度，进而使此制度丧失运行能力。

保护环境法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环境系统功能的长期稳定。其一，反对观点认为，即使在侵害集体法益的情况下，任何独立于其他人的侵害行为也已经对集体法益造成实害。

(89)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46页。否则，保护水体纯净度或公职行为的廉洁性要么没有实际意义，要么只可能属于对某种个人法益的单纯保护。

我们不能只是为了维护规范而维护规范。内容提要：集体法益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利益，而非生活利益被保护后所呈现出的表象状态，所以对集体法益的保护并非对所谓的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表象状态的保护。

从表面上看，该还原论把所有的集体法益都解释为，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相关联，以其中的个人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作为判断行为应否入罪的标准，从而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2.对累积危险行为标准的坚守是遏制司法异化的关键 实际上，对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行为的认定的关键仍在于，对于刑法要保护的集体法益而言，行为应当属于累积危险行为。张志钢：《论累积犯的法理——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62页。(87)立法机关在《刑法》中新设罪行的做法确实有浪费立法资源，违反集体法益刑法保护原理的嫌疑。

吴亚可：《当下中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问题、根源与理性回归》，《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第104-107页。对此问题，本文将首先以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及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为主题，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基本原理展开讨论。

然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所有这些行为都要被处以刑事处罚。(14)这是对公共安全的事实性描述，但是，从规范层面来看，安全通常是指，客观上对人们不存在危险或者人们主观上认为不存在危险

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推进中，基于结果归责与危险替代的介入型因果关系原理还需通过特殊认知等问题不断在理论与实践间反复验证完善，最终推动因果关系理论的不断发展。如前述案例3中假设可以查明，虽然存在被害人救治时的医疗疏失，但此医疗疏失只会造成轻微加重的危害且不存在直接致死危险，则死亡结果本不在医疗疏失这一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范围之内，则医疗疏失就不能中断因果关系。